为此，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，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。据人社部初步统计，全国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，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。其中，煤炭系统约130万人，钢铁系统约50万人。
钢铁企业去产能进展如何，行业现状如何，市场和政府在其中应该起什么作用，如何认定“僵尸企业”，专项奖补资金会发挥什么作用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、武钢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袁伟霞。
高端钢铁也过剩
《21世纪》：武钢近几年去产能情况如何？
袁伟霞：武钢这两三年来的产能都是减少的，减少了大概20%。今年也要定年度目标，这是由钢铁行业竞争情况和市场需求决定的。另一方面，武钢也根据市场情况，会适当增加某些市场需求较大产品的产量，比如高铁用钢这块需求大，就适当增加。
《21世纪》：去产能难度大吗？
袁伟霞：现在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，没办法靠行政力量说，你限产多少，我限产多少，形成合力促进钢铁价格的稳定。现在国有、民营企业，还有一些没有登记的企业都在生产，这边开会说得好好的要限产，但实际上谁都不愿意限产，大家都为了企业经营发展，在红海中求生存。
靠市场的力量去产能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而且这个过程中，当一些企业出现亏损时，地方政府出于当地就业、税收的考虑，可能还会有财政政策补贴。
《21世纪》：国内钢铁行业现状如何？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前景如何？
袁伟霞：钢铁企业转型升级难度也比较大。现状是我们供给太多，不仅是低水平、低端产品过剩，高端产品也一样过剩。
比如输气管线钢，2006年以前国内不能生产，国家组织几大央企联合攻关，到现在基本稍有点规模的企业都能生产，从短缺稀有到过剩，这是个过剩的典型例子。甚至铁路用钢，原来随着铁路的发展，生产企业面临很好的商机，但迅速就有大量企业投资建设，很多企业来争抢这块市场。
现在钢铁行业要转型升级，不仅要做行业的领头，还要比优秀的企业更优秀才行。
决策权应留给企业
《21世纪》：去产能是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，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？
袁伟霞：市场和政府的力量都要有，政府不能强力干预，只能引导。政府可以分析企业的优劣势，可以建议企业该如何兼并或重组，但不能越俎代庖强迫企业怎么做，决策主导权在企业本身。
以前就有一些失败的教训。比如一个地方的龙头企业，在政府主导下将地方其他小企业兼并过来，政府是减包袱了，但导致原本优质的企业变得负担很重，发展反而不好。
小企业有其竞争优势，比较灵活、管理高效。大企业，像一些大的国企，反而存在人浮于事等问题，层层决策虽然比较严谨，但效率也比较差。去产能过程中的企业兼并重组等活动，不能是行政行为。
《21世纪》：去产能要出清“僵尸企业”，但现在如何界定“僵尸企业”，各方意见有分歧，你怎么看？
袁伟霞：什么是“僵尸企业”，可能各方看法会有不同，确实也不好定义。比如有些企业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就投产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关停掉，也不能说不好，这样人力成本要低一些。国企就不能这样，很难想象国企员工在闲暇时期就闲散在家呆着。
还有一些小企业，比如说钢价稍涨一点，稍有点风吹草动，就开足马力生产。他们的环保措施一般比较差，环保检查来了就象征性地开开环保设备，检查一走环保设备就成了摆设，因为环保设备成本很高，电费、运行成本代价不少。这部分总量也不少，对整个钢铁行业产能的退出，产品质量、环保标准的提升都会造成很大影响。
《21世纪》：不少人认为“僵尸企业”主要是靠政府补贴的企业，你怎么看？
袁伟霞：确实有这样的企业。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，钢铁企业为地方财政税收、就业做出贡献，政府也依赖这些企业，可能在企业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政府又给它输入血液。
现在环保问题变成一票否决，应该执行严格的环保监测和环保督查，让企业和地方政府都不要有侥幸心理，各方形成共识，把环境放在第一位。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，让一些“僵尸企业”靠市场的力量自然退出。